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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女兵：鬼子看我个高想俘虏我 被我杀了7个！
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堂镇岭脚村，有一位名叫银金花、106岁高龄的老人。她原籍河南，从小跟爷爷学习武术，后来南下参军抗日，是永州市目前唯一健在的抗战女兵。
仇恨
银金花的爷爷是山东人，逃荒来到河南漯河。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全家四代同堂，上上下下42口人，日子越过越红火。可是，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一家人的噩运随即开始。日军对漯河实施轰炸，银金花成为家里的唯一幸存者。家破人亡后，银金花四处逃难，先后到长沙、重庆流浪，后来凭借一身武艺，阴差阳错到部队当了兵。
从军10年，银金花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日军对普通老百姓的残酷暴行，至今让她全身发抖。“日本人不停地炸，地上到处是死人， 东一块、西一块，有的被炸到树上吊着，有的被炸得分不清了，我夜里行军时就曾经被人的肠子绊到!”“日本兵 的时候根本不分男女老少，用刀砍、用枪打，想怎么杀就怎么杀。为了比试谁厉害，日本兵让中国人在河边跪成一排，用刺刀连着捅，看谁杀得多，浏阳河水被血水染得红彤彤的，河道都被堵住了。”
伤疤
“我参加了两次长沙会战，都是担任战斗班班长呢!”提起当年参加长沙会战的事，银金花立刻变得神采奕奕。
“七七事变”后，日军先后侵占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为巩固成果，摧毁中国军队继续抗战的意志，迫使中国军民屈服，又发动了对长沙的侵略。
由于身材高大，银金花一开始就被安排在战斗班，而非通常的医护或通信岗位。战斗中，她常常一个人扛着机关枪冲在前头，浴血奋战，身上至今还留着3道深深的伤疤。
老人右手和头部的伤疤是在参加浏阳河附近的一次战斗中留下的。“那是一场肉搏战。日本鬼子冲上了我们的阵地，我们的子弹打完了，来不及补充，只好操起刺刀迎上去。有的鬼子瞧我是个女的，个子比他还高，觉得很惊讶，就想俘虏我。鬼子向我扑过来，我侧身一躲，再反身夺过他的枪，一脚就把他踢到了山坡下!”那次战斗中，银金花连杀了7名日本兵，最后头部被弹片击中昏了过去。她被抢救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护士告诉她，她倒地时，右手手腕受伤脱臼，伤口很深。
为了狙击日军，银金花所在的部队常常急行军，曾经1天跋涉近50公里。那天，部队从一座石山下通过。由于连续遭受日军的轰炸，山体早已出现松动。正当部队通过时，一块近百斤的大石头突然滚落下来，当头砸向了银金花。银金花本能地用左手一挡，命是保下来了，可手臂上又留下了一条超过5厘米的伤痕。
知足
1949年，37岁的银金花与同样是抗战老兵的丈夫周辉榜，离开了寄居的湖南辰溪县，返回了周的老家宁远县天堂镇岭脚村。
1991年，79岁的银金花晚年丧子，生活一直靠孙子和族人照顾。当地 *** 和志愿者经常来看她，村里还为她解决了低保，申报了百岁老人补助。这几年，老人的听力和视力有所下降，还患有肾炎，但说话口齿清晰，生活能够自理。闲不住的她在院子里种了菜、养了鸡，还经常帮着村民们照看小孩。
“能够活下来，我蛮知足了!现在 稳定，没有战争动荡，不用担惊受怕，可以放心过日子……”银金花说。
岭脚村，偏远而又宁静。如今，饱受磨难、历经沧桑的抗战老兵在这里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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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成本华。成本华，20岁，属于地方部队，穿着农家冬棉装，只有腰间束的一根童子军的制式皮带把她与普通村姑区别开来。她在安徽和县被捕，日方摄影者为她拍了两张照。
因其佩戴的皮带是童子军所使用的制式皮带，被日军称为“中国女童子军”，实际上，以她的年龄，应该不是童子军了。从成本华所穿的衣服看，应该是属于地方武装。
抗日英雄刘桂芳。大阪每日 社1938年6月31日 的第31期《支那事变画报》上，刊登了两幅俘虏中国女兵的照片，其中一个女俘名字叫刘桂芳，当时20岁。她们都是在徐州会战中被俘虏的。
魏文全
抗日英雄魏文全。她的背后是日军的牢笼，没有了自由的名字，却有了醒目的“5”号囚记。她是在“留下镇”被捕的，其对手是日军野副部队。她很孱弱很瘦小，却是肩负重责的抗日杀敌之便衣队长。她看着比较显老，却正当25岁的花样年华。
抗日英雄姚英。姚英个子不高，日本人刻意让她斜挎一支长长的步枪，枪托朝上，枪口向下，这种挎枪的样式奇特而又别扭，带有羞辱的意味，显示了日本军人的一种阴暗心理。这位女战士的胸腹处悬挂着一个枪刺的皮套，它十分突兀地摆放在步枪上，皮套里没有刺刀。显然日军怕其刺向自己。
被日军俘虏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英雄杨淑珍(女18岁) 杨威德(男)周紫珊(女)。
被日军俘虏的国军军官与其妻子。在苏北的一次战斗中，日军进行快速包抄，国军174师师部被打散，这三位军官及随军家属被日军俘虏。他们三对六位坐在台阶上，神情落寞。妻在前，夫在后，顺序而下。丈夫束手无策;妻子更是状若待宰羔羊。夫妻双双被日军捕获，后果自然十分严重。
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女兵
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女兵
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女兵
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女兵。两位八路军女侦察员不幸被日军抓住了。她们是在正太线附近执行任务时被捕的。她俩的长相很相似，相似到像是亲姐妹，而日军记者在旁边所作的注解便是：“共产军姐妹。”
唯一走出野人山的远征军女兵
唯一走出野人山的远征军女兵
这是一段足以感动得让人落泪的故事，8年抗战，10年教书，30年当农民，这是刘桂英一生中最艰难的48年，她无数次与死神擦肩，却又无数次挺了过来。回想当年为何只有她一个女兵能走出野人山，刘桂英说，那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在贫女院长大的孤儿，好像一株野草，经历过风霜，有一点韧性，野地里长的草，有风有雨不能够抵抗吗？”
唯一走出野人山的远征军女兵（照片）
总算可以给姐妹们有个交代
得知 要将像她这样一批 抗战老兵纳入社保，刘桂英百感交集。“这么多年来，身上肩负的担子终于可以放下了，我们为国抗战，为国捐躯，而今终于得到了肯定，等到有一天我走了，去另外一个世界见到了那些在野人山牺牲的姐妹们，我也可以给她们有个交代了。”
刘桂英192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她从小在贫女院长大。1937年，在贫女院里面学习了7年的刘桂英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长沙市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学习护理知识。这么一个弱小的女子如何踏上远征的步伐？
回忆起那个晚上，刘桂英说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1939年长沙会战打响，“那个晚上炮弹声、枪声不绝于耳。那个时候我才只有十几岁，哪懂得什么事情，我看别人跑我也就跟着跑。大家都往火车站、江边跑。”
刘桂英说她当时住在北门外，但是火车站在南门，她跟着人群一路在枪林弹雨中幸运地逃到了火车站。“很多人不是被炮弹炸死，是被踩踏死的”。
跟随着人群，刘桂英来到了衡阳，“那时候当难民也不行，我一想就当兵吧。”刘桂英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野战医院，成为一名女护士兵。
女护士兵跟着远征军进入野人山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了缅甸的首都仰光，切断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路——滇缅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国的大西南。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刘桂英就是这10万名战士当中的一员。
到达缅甸以后，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后来因为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5月上旬，中英军队开始撤退。日军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通道，少数战士跟随美国统帅去了印度，大部分战士都在杜聿明将军的带领下走进了野人山，他们准备从那儿绕道回国。
野人山位于中印缅交界地带，是一条长达400公里的狭长河谷，这里山岭纵横，河流密布，传说有“野人”出没，当地人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胡康河谷。所谓胡康在缅语当中就是“魔鬼出没的地方”。
四个姐妹相继惨死在野人山上
在死亡之路上，死神紧紧地尾随着这支疲惫饥饿的军队，随时都在伺机吞噬脆弱的生命。“到后来女兵包括我在内还剩下我们的护士长何姗、小王、小孙和孙月霞五个人了，我们五个说好要相依为命，无论谁都不能被落下”。
然而，死神正在悄悄地靠近她们。一天小孙在寻找食物时突然被毒蛇咬伤。经过姐妹的抢救，虽然脱离危险，但身体已极度虚弱。“她当时还能讲话，跟在我们后面走。忽然，我们就听到一声嘶哑的救命声。回头一看，狼把她叼跑了。我们的营长枪法很快，一枪打伤了狼。狼放下小孙就跑了，但是当我们走到小孙跟前，发现她的喉咙已经被狼咬破了。”
简单地掩埋了小孙，其余四个姐妹相互搀扶着继续前行。除了饥饿、寒冷、野兽、野狼侵袭，瘴气弥漫的原始丛林，疟疾、回归热、破伤风等疾病开始肆虐横行。成百上千的远征军战士倒了下去，刘桂英的另一位女战友孙月霞也染上了疟疾。“我们明明晓得这个病传染，也无法离开她。都是一路走过来的战友，你怎么忍心丢下她一个人走呢。明知道传染也不在乎了，那个时候就想着，你先死，我后死，都是要死的。”
三天后，孙月霞被疟疾折磨得成了一种癫狂的状态，“那个军毯盖也盖不住，衣服也穿不住全都脱掉了，然后就开始疯狂地跑，跑得很快，跑到一个悬崖边忽然就跳了下去，我们追都追不上，眼睁睁地看着她跳下去，连骨头渣都被山谷吞噬掉了。”
不久，活泼好动的王平也倒了下去再也没有回来。远征军回家的路白骨累累，前赴后继。被刘桂英视为姐姐的护士长何姗最终也没能走出野人山。“我们是为国捐躯的，我们为 献出了我们的青春和生命，如果你能回国，你一定要把我们经历的事情告诉国人。”这是何姗和刘桂英说的最后一句话。
女兵走出野人山轰动了军营
因为照顾受伤的姐妹，刘桂英早已脱离了大部队，被落在了后面。姐妹们一个一个相继离开后，她只能一个人沿着累累白骨指示的方向不停地走，“那个时候你根本不怕走错路，因为没走三两步就有 ”。一天，刘桂英和已掉队的几个远征军士兵艰难地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峰，“忽然，我们看见一堆红的、绿的、黄的篷子，一片广阔、蓝蓝的天也特别的亮，老远看，真的像做梦一样，这好像是海市蜃楼吧。”但是这样的场景却令人恐惧，刘桂英根本不敢相信，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场景，在野人山上也不可能出现那样好看的东西。
“我仔细看过去，真的有人在那边，还有人在向我们摇手。那种激动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就回头向后面叫，你们快来啊，这里有粮食了。”几天后，李桂英和最后一批走出野人山的战士被送抵位于印度朗姆茄的基地。一个女兵活着走出野人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军营。
远征军缅北大反攻胜利后，新婚的刘桂英和丈夫随部队返回了祖国。活着走出了野人山，有了自己的家，刘桂英对未来有了种种美好的想象。然而，她根本没想到，还有一座比野人山更凶险的山峰在前方的路上等待着自己。
1945年，内战爆发后，不愿参加内战的刘桂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了丈夫的老家怀宁。刘桂英怎么也没想到，回乡后不久，丈夫就和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并把刘桂英和孩子赶出了家门。“这大概就是我的命，处处都是坎坷。我当时住在一个小镇上，小镇上的人都很同情我，有的时候送往一两升米，这样勉强地度日。”刘桂英说，最难的时候她想带着两个孩子去跳河， 。但是想到孩子还那么小，刘桂英最后还是放弃了死的念头。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谋得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这样，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
然而，解放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再一次，把她推向了绝境。1962年，刘桂英被清除出教师的队伍，送到了农村改造，这一改造就是30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1990年，70岁的刘桂英被 。与死神几次擦肩，刘桂英说，“总算还是公平，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却换得了我的长寿”。如今已经94岁高龄的刘桂英思维还很清晰，回忆起往事还丝毫没有阻碍。当记者问及是否后悔当年参加远征军时，刘桂英说了一句话，“当家破人亡时，每个人都要尽一份责任，我们只是尽了一份责任。”摘编自合肥晚报
